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

　　庄氏说，老头子一辈子为朝廷和家族做了许多事情，自己却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，是被活活累死的。她提了两个要点：第一，老头子一生为大清累死累活，要让皇帝的抬棺班子，来为他抬棺；第二，老头子大半生在上海度过，出殡队伍一定要走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。

　　盛宣怀大出丧，成为上海富豪身后财力比拼的一个标杆。1920年代，“上海滩地皮大王”周扶九出丧，媒体有的说场面胜于盛宣怀，有的说不如。1930年代，永安公司总经理郭标出丧，上海市民普遍评价，远不及盛宣怀那次。

　　时代在变化，但葬礼作为一个“大人物”最后高光时刻的表现形式，从未改变。尽管早在民国成立后（确切地说，是在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），被后世誉为“中国实业之父”“中国商父”的盛宣怀，政治生命已经终结了。新的商业巨子早已崛起，但他们所走的道路，跟这名前辈相比，似同非同。

　　盛宣怀的葬礼，就像是一个时代的隐喻。中国近代实业发展的一段旅程，在表面风光中落幕了，接下来的路，会怎样呢？

　　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之路，发端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。与“先轻后重”的工业化路径迥异，中国是从兴办一批军事工业开始的。

　　于是，洋务派提出“求富”的口号，创办了最早的一批近代民用工业，以官办、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，赋予这些民用工业公司各种垄断特权。中国的工业化，由此进入最早的起飞阶段。

　　李鸿章被认为是中国工业化的关键人物，但实际上，他在经济事业上的成就，全赖他的幕僚盛宣怀。晚清有一批实干家，并非由传统的科举出身，而是在外交、洋务、商战等实践的摔打中成长起来。

　　1870年，26岁的秀才盛宣怀在三次乡试落榜后，进了父亲的同榜进士、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府。他不是纨绔子弟，很快就显露出才干和胆识。他在中国最早提出官督商办的办企业形式，以及企业应以盈利为主的经营原则。

　　在随后的30年间，盛宣怀成长为大清帝国的商业巨擘。他先后兴办、创造了10余个“中国第一”的企业，做了无数筚路蓝缕的开山工作，这其中包括：

　　但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实业家，就像李鸿章所说的，盛宣怀“欲办大事，兼作高官”。终其一生，盛宣怀绝大多数都是沿着以“办大事”作资本，进而达到“做高官”的目的的道路往前走的。

　　盛宣怀创办的企业，在立足之初，可以凭借国家津贴的底气，与外商同类公司进行价格战，并取得胜利，实现盈利。而必要的时候，他又可以与外国合作，以“联夷制夷”的名义，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，以及个人的仕途升迁。

　　就大清的权力中枢而言，这无疑是一种“叛国”行为。尽管事后迫于列强的压力，盛宣怀不仅未被治罪，还获得清廷奖赏，但是，不能因此否认盛宣怀主导“东南互保”的私心。因为东南战事一启，他在长江沿岸苦心经营了二三十年的实业，势必毁于一旦。而这些实业，不仅关乎他的身家，更关乎他的仕途，是他借以步入帝国政坛高官序列的资本。

　　东南互保的成功，从大的方面讲，是帝国离心力强大到足以消解中央权威的结果；从小的方面讲，则是盛宣怀等帝国官商群体为了保持个人利益、不愿作出牺牲的反映。

　　结果恰如盛宣怀所谋划的，由于他基本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工业公司，在经济上成为支持清王朝的有力柱石，是慈禧太后口中的“不可少之人”，因此在大清的最后十年，他的的官阶扶摇直上。从大理寺少卿、会办商务大臣、工部左侍郎，到1911年升任邮传部尚书。清皇族内阁成立，他又以邮传部大臣领国务院之衔。

　　清朝最终“死”于铁路建设，这是盛宣怀预料不到的。在他权位的最高峰时，他掌管了全国的铁路权。

　　中国本应在1860年代有自己的第一条铁路，当时有外商拟在中国修筑铁路，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拒绝了：“如果在中国领土上要有一条铁路的话，它必须是属于中国的，而不是外国的企业。”

　　这一非正式表态，很久内上升为大清的国家政策。但是，清政府无力自建，也不让外资进入，致使中国的工业基础设施长时期建立不起来。

　　可以看出来，这是盛宣怀“联夷制夷”、为我所用的习惯性招数。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之后，他随即与英德法美银行签订了600万英镑的铁路借款合同。

　　然而，这一次，因为针对商民的股权赔偿计划迟迟未出台，“卖国”的谣言不胫而走，保路运动一发不可收拾，连带催生了武昌起义。盛宣怀的政治生涯，至此画上句号。他被清廷推出来作为替罪羊，褫夺了官职，还要绞杀他，吓得他逃亡日本。

　　临死前，他对儿子们说，他有几个遗憾，一个是不能像其祖父和父亲一样考取功名，另一个是一生办洋务，却未曾去过欧美。

　　盛宣怀在世时，对他的评价就出现了明显的撕裂。状元实业家张謇的评语颇不客气：“盛宣怀的为人，虽稍有才具，但不顾大局，全无国家观念。”

　　办实业，如果只是追求个人升迁和企业利润，这种格局，张謇是看不上的。1894年，41岁的张謇迎来人生转折点。这年，甲午战争爆发，也是慈禧六十大寿，特设恩科会试，张謇考取了状元，成为翰林院编修。这个南通贫寒子弟，人到中年，终于实现了阶层跃升。

　　中日两国正在开战赌国运，而帝国高官匍匐在权力脚下，毫无尊严。难怪我们会打输？人都没有尊严，国家怎么有尊严？张謇果断弃官，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。

　　1895年，张謇在家乡筹办大生纱厂。过程并不顺利，招股融资极为困难，逼得他只能上街卖字筹钱。最后不得已，求助于张之洞、刘坤一等地方大员集资，历时4年，直到1899年才正式投产。

　　大生纱厂虽然引入官股，但官方只取官利，不参与工厂经营管理。这是张謇独创的企业模式，叫做“绅领商办”，区别于盛宣怀的“官商合办”模式。

　　随后的15年间，大生纱厂获净利约540万两，是一战前华资纱厂中唯一成功的大型纱厂。

　　用他的话说，这是他毕生信奉的两个主义：经济上的“棉铁主义”，以及政治上的“村落主义”。他的产业链条无限延伸：

　　他立志要把南通建设成为工业、农业、商业、交通运输业以及文化教育等全面发展的典型工业区，作为全国可以效仿建设的样板。

　　他又像重视实业一样，重视教育，办起了从幼稚园到高等院校的完整教育序列。他还先后办起了许多在当时中国是“第一家”或“第一次”的企业和事业，兴办了图书馆、博物馆、俱乐部、气象台、医院、公园……他真的以一己之力，造就了一个近代化的南通。

　　一个理想主义的爱国实业家，终因承担了过重的社会责任，使得他的企业被拖垮。

　　1925年，大生集团债台高筑，债务达906万两，被债权人上海财团全面接管。

　　弥留之际，他的三哥俯身对他耳语：“你来有所自，去有所归，我看时机已到，你要把定神志，好好地归去罢。”

　　正如胡适所说：“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，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。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，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，养活了几万人，造福于一方，而影响及于全国。”

　　不过，两人出身截然不同。张謇来自世代务农的贫寒之家，而周学熙是典型的“官二代”，其父乃后来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周馥。1897年，周学熙在父亲的帮助下，开始涉足实业，当上了开平矿务局董事及驻上海分局的监察，负责监督推销开平煤炭。他后来投入袁世凯幕下，一个根本原因也是，其父与袁世凯关系很好。

　　1902年，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，把周学熙调到天津，督办直隶银元局。周学熙带领团队日夜加班加点，只用了70天就让造币厂开工生产，稳定了庚子事变后纷乱的金融局势。

　　周学熙由此成为袁世凯经济事业的操盘手，如同当年盛宣怀成为李鸿章的操盘手。

　　1912年后，周学熙更是两度出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。期间，他提出“振兴实业”计划，着手保护工商产业，希望从9亿元的国家预算中划拨1亿元，作为资助10种新兴事业的专款。他确信，这个计划能够实行，中国的富强就有希望。

　　可惜，因为政局突变，他的“振兴实业”计划未能实行。形势比人强，这是他第二次强烈感受到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无力。

　　开平与滦州，两座煤矿的缠斗，是清末轰动中外的一个“商战”案例。洋务运动以后，中国知识阶层已意识到国家间的经济战争关乎国之存亡，但真刀真枪与洋商正面刚，并且不落下风的，周学熙算是第一人。他因此被誉为“商战先锋”。就在英商快要扛不住，同意将开平煤矿交还中方，而周学熙把“赎款”从270万英镑砍到178万英镑的时候，辛亥革命爆发，局势逆转。滦州煤矿的股东害怕股权被革命夺走，竟然反过来由英商做主，将滦州煤矿并入开平煤矿，管理权尽入英人之手。

　　周学熙功亏一篑，只得痛苦地接受了商战失败的结局。当股东们一致推举他担任合并后成立的开滦矿务局总局督办时，他坚决地推辞了。

　　1948年，唐山解放，开滦矿务局从英商手中收归国有，周学熙却于此前一年逝世了。

　　1883年，当盛宣怀在中国实业界叱咤风云的时候，在湖南长沙，一个名叫范旭东的男娃才来到人间。

　　15年后，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因参与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，失败后流亡日本，顺便把弟弟带过去留学。从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毕业后，范旭东随即回国，立志于发展中国化学工业。

　　范旭东构建中国的化学工业体系，是从一个生产精盐的公司做起的。1914年，他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，很快就研制成功，生产出中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。在此之前，中国许多地方产盐，氯化钠含量连50%都达不到，被西方人讥笑为“食土”。精盐市场则被外商垄断。

　　中国的盐业市场，向来实行专营制度，范旭东的入场，被庞大的利益集团视为搅局者。为此，地方军阀一度绑架了范旭东，在他当教育总长的哥哥范源濂的四处斡旋下，才被放回来。

　　无奈之下，久大公司通过湖南人杨度，给袁世凯送了两瓶精盐。袁世凯尝过后，说不错，直接给了久大公司5个口岸的销售权。久大精盐这才顺利进入长江流域市场。销量年年激增，从1万担，直到1936年，达到50万担的顶峰。

　　精盐市场获得成功后，范旭东进入制碱业。他曾到当时垄断中国纯碱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参观，英国人嘲弄他说，你们看不懂制碱工艺，还是看看锅炉房就好了。

　　期间，他用久大公司的利润，去补贴永利公司的研发，差点拖垮了久大公司，但他不后悔。英国卜内门公司一度出高价，要把永利公司收购了，范旭东很生气地说：“我搞不成碱，宁可自杀，也不出卖灵魂。”

　　永利纯碱研发成功后，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荣膺金质奖章，被大会公认为“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”。范旭东的下一步，是建设中国的硫酸产业。经过数年奔波，终于在1937年初建成南京硫酸铵厂，并生产出第一批国产硫酸铵。

　　从范旭东的产业布局，显而易见，他的每一步都死磕西方的技术垄断行业，并通过自主研发，打破了这种垄断局面。

　　当第一批国产硫酸铵被产出时，他兴奋地在日记中说：“列强争雄之合成氨高压工业，在中华于焉实现矣。我国先有纯碱、烧碱，这只能说有了一翼；现在又有合成氨、硫酸、硝酸，才算有了另一翼。有了两翼，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展翅腾飞了。”

　　他从不以个人在实业界的成功，去换取金钱和名利。蒋介石在1935年和1942年两次邀请他出任国民政府的部长，都被他拒绝了：“立志毕生从事实业，决不做官。”熟悉范旭东的人，都说他“非生意人，乃一理想者”。

　　抗战全方面爆发，范旭东的事业遭遇重大抉择。他毫不犹豫，将天津、南京等地的设备，能拆的都拆了，转运到大后方复产，不能运走的，宁可沉江，也不留给日本人。由于永利碱厂在国际上享有盛名，日本人希望能够通过合法手续，与范旭东达成合作，范旭东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厂子我不卖，你要能拿走，就拿走好了。”

　　重庆合川人卢作孚，与张之洞、张謇、范旭东一起，曾被誉为旧中国实业界“四个不能忘记”的人物。这四人中，卢作孚的起点最低，他出身极其贫寒，以至于小学毕业后被迫辍学，以后都是通过自学成才、成功。

　　这个以爱国为己任的实业大亨，生前却几乎一文不名。他身兼许多实业的董事长，生活却极其简朴，曾被人当面说“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”。他只取民生公司一份工资，其余收入一概捐赠给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。

　　他从来没有因别人介绍而在公司安排进人员，无论是至亲好友还是什么人物，他都一律写上“苦无机会”加以拒绝。他的妻子到重庆市区去卖针线活儿，补贴家用，都要自己坐小轮和乘马车过去。1937年，淞沪会战开始后，长江下游的工厂、高校、研究机构必须内迁。卢作孚临危受命，指挥民生公司的轮船加入抢运。

　　而卢作孚的民生公司，则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整个宜昌大撤退期间，民生公司9艘轮船被炸沉，6艘被炸坏，117人牺牲，76人伤残。

　　卢作孚和范旭东，是民国一代企业家的缩影。他们创办企业，以国家利益为上，不为个人谋取功名利禄，必要时，不惜牺牲自己的产业帝国。两人因为共同的追求，而惺惺相惜。

　　卢作孚常对人说，中国的真正人才，范旭东先生要算一个。1937年8月，卢作孚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，期间没住宾馆，而是住在范旭东家。当时人在天津的范旭东，把自己在南京的房子借给了卢作孚。

　　然而，1945年10月，抗战胜利后不久，范旭东突发急病在重庆去世，终年62岁。1950年6月，卢作孚从香港返回北京。一年多后，在“三反”的狂潮中，他不堪莫须有的指摘，服药自杀，终年59岁。

　　然而客观地讲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，我们仍旧是必须肯定，如果没有盛宣怀一代的工业化开拓工作，就没有后来那些走得更远的实业家出现。

　　张謇还有更远大的社会抱负——改造国家。办企业只是他缔造理想型社会的一种手段。当然，这也让他名下的企业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，最终功败垂成，令人扼腕。

　　第三类，以范旭东、卢作孚为代表的知识型实业家。根据傅国涌《大商人》一书的描述，这类实业家或是留学美日的“海归”，或自学起家，共同之处就是创业之前没有官场背景，没有从商经历，没有雄厚资本，但他们有见地、有魄力、有能力，他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，往往一开始就是股份制企业，在近代企业家阶层中他们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。

　　而范旭东和卢作孚们的时代悲剧，是在企业的辉煌期，遭遇了战争与国难。他们为国家打赢漫长的战争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。

　　资本可以没有国籍，但企业家有自己的祖国。在这个维度上观照，别有所图的盛宣怀与一心为国为民的张謇、范旭东、卢作孚之间，精神价值高下立判。历史的残酷，如同今日的现实。当世界陷入经济大衰退的背景里，国家之间只能在存量的世界中争夺优势地位，边缘者最早会成为被狩猎的对象。

　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，从根本上看，正是1929—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恶果。走出经济危机的美国，可以充当维护世界和平的角色，上升为全球新霸主。而身陷危机不能自己的德、意、日等国，则走上了战争掠夺的道路。中国却不幸沦为被战争裹挟的对象，高速的工业化进程被打断。

　　清末的盛宣怀在战争中采取了避战自保策略，而抗战时期的范旭东、卢作孚们毁家纾难，没有二话。中间仅仅隔了三四十年的时间，企业家却已养成了强烈的国家主义认同感。

　　商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任何时代，一群成功企业家的志向，便可以决定那个时代的高度。

　　汪敬虞主编：《中国近代经济史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[美]费维恺：《中国早期工业化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0年

　　龚会莲：《变迁中的民国工业史（1912—1936）》，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07年

　　刘重来：《卢作孚与范旭东何以成为患难之交》，《红岩春秋》，2015年第1期

　　方书生：《近代中国工业体系的萌芽与演化》，《上海经济研究》，2018年第11期